尽管正如持否定说的学者所言，任何定限物权均不可能较所有权的权能更为全面，不可能超过所有权的上限。

政治不再被理解为通过正义和追求美德而维系一种政治生活的艺术—在‘国家理性概念出现前，传统的政治定义就是如此界定的，而是一门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保存国家（所有类型的国家）的艺术和科学。要使法律所预设的个人的政治性得以实现，使个人真正成为好公民，似乎可以考虑以下问题： 第一，要确立民主首先是基层民主的理念。

从宇宙秩序中分解出来，就意味着人类主体不再被理解为宏大的、富有意义的秩序的构成因素。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正义的分配，可以称之为分配的正义，更确切的说法是公道。第二，它涉及了社会契约的信托性质，也就是说，人们通过签订协议而转让自然权利、形成国家的契约是一个信托契约。按照卢梭的说法，这样形成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就成为公共的大我，构成了共同体的生命与意志{9}(P. 20)。这对于以政治性作为其本质特征的国家来说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人们必定要生活在国家之中，无政府状态必定会导致人类的消亡。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的实现，最终需要的是一批好公民的存在。[2]市民社会并不仅仅是人们私域中的一种合作与互助，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意味着社会中的人们能够团结一致，形成制约国家的政治力量。在社会转型时期，人大学派通过各种形式服务社会，无论是合作研究、学者挂职还是开办律师学院，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积极履行法学院的社会责任，强化社会服务，推动理论成果向现实的转化。

人大学派始终倡导从问题出发的研究方法，将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始终置于中国当代的背景之中。（四）对中国法学走向世界的贡献 尽管法学研究中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尚存值得辩驳的空间，但毋容置疑的是，如果不能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力和改造力的理论工具和学术传统，必然无法立足于世界法学之林。人大学派将更加注重中国法制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继续保持中国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构综合性的法学方法论体系。例如，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研室有孙国华、郭宇昭、周雅合写的《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国际法教研室集体合写的《现代国际法的概念和性质》，民法教研室有佟柔、杨大文合写的《十年我国婚姻制度的发展》，刑法教研室集体合写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的初步检查》，等等。

当时所选用的教材是苏联教材，如法理学叫做国家与法权理论。如在社会转型时期，倡导建立符合国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郭寿康全面参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是我国唯一一位参与了几乎全部重要知识产权立法的专家。胡锦光致力于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等。许崇德认为宪政就是依照宪法而实行的民主政治。赵中孚自1979年起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的起草工作并担任副组长。

如1987年，潘静成、刘文华主持编写《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大纲》，1993年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法基本概念、范畴与学说体系，率先构建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据，倡导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相区分的物权法律关系等。例如王利明致力于民法典体系化与物权法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中国法治自身问题为对象，提出有解释力的理论假设，如此才能充满浓厚的中国气息，形成中国的法学学派。

民事法有唐世儒、关怀（关家驹）、赵中孚、郑立（郑云仙）、王镕、陈逸云（王显泽）、田学成、李景森、胡金书等。应当说，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的法律教育并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术传统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它奠定了新中国法律教育的基础，这一良好传统和以老一辈学者为代表的人大法律人立学为民、正直奉献的精神传承至今，培育和感染着一代代的人大法律人，成为人大法律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6]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因特网又成为重要的教学工具。[5]《法律系大力编写讲义》，载《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4月15日。

面对从立法时代向解释时代的转变，人大学派开始建构法律解释学的体系与程序，希望通过立法与解释并重的模式，探求中国法治发展的未来道路。  四、人大学派的未来 六十年风雨兼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大学派的发展史浓缩了新中国法学的发展史。如1950年代，国家法教研室的许崇德、董成美被借调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资料编辑组工作，吴家麟、王向明、蒋碧昆等也参与其中。人大学者们以学术交流的形式与世界法学前沿保持紧密联系，通过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外语写作，或者将著作译成外文、在SSCI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法学的发展动态，分析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最后，教员之间相互旁听，努力改进教学。  二、人大学派的学术贡献 六十年来，人大学派与新中国法制建设、法学教育、法学发展同步而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学生是教育之本，是学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围绕文本和规范的研究进路，某种程度上可谓是法教义学立场与传统的回归。

这些贡献和成就彰显了人大学派的学术风格与社会责任，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大法律人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不断践行立学为民的崇高使命。人大法学院已经启动了新一轮法学院国际化计划，将通过多方面举措提升法学院的国际化程度，努力建设一所国际一流的法学院。

这既是对人大学派学术影响力的嘉许，也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倡导尊重法律的良好风气。据统计，除了未付印的教材、译稿和资料外，从1958年至1962年，法律系自编教材和教学大纲27部，翻译教材和教学大纲2部，专著12部，自编参考资料和文摘43种，翻译参考资料和文摘26种。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专家在翻译的帮助下直接教授人大法律系的教师，再由法律系教师教授中国学生，其间经历了一个知识的转型。这得益于时代的推动，得益于人大法律人立学为民的精神传统。六十年的历史清晰地显示，国家兴，则法治幸，则法学幸。甲子轮回，逝者如斯，吾辈今日缅怀和憧憬。

当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之时，尊重实定法的逻辑思维结果就是谨慎地对待法律的立、改、废，在规范与现实发生冲突时，采取解释与修改并重的立场，只有二者的冲突严重到在法律文本的含义范围之内无法获得有效解决之时，修法才是优先选择。人大学派对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不仅在于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法律人才，还在于传授着一种先进的法学教学方法，传播着一种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如2000年12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即是典型一例。以原理为重心，一方面是从中国法治实践中发现原理，另一方面是从国外制度和理论的比较借鉴中转化原理，同时也对法律制度的技术性问题保持足够的重视。

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人大学派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体系性的学说观点，或处于中国法学的通说地位，或成为探讨中国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流派。新中国法制建设初期，由于人大法律系在中国法学界的特殊地位，人大学派直接参与了宪法和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

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指出：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人大法学家积极参与国家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工作。同时，通过人大学派的学术活动，继续丰富这一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体系。其他的主编、副主编也多有人大法律系的教育背景。

[6]参见刘经宇：《中国人民大学的习明纳尔》，载《人民教育》1951年第5期。这些学者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并坚守消失的主体地位，力图打破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学术格局，摆脱对西方法学话语和学术资源的片面依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构建自己的法学理论体系。

一些学者提出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构建中国的话语。人大学派对构建新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贡献，还体现为推进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上。

范愉致力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研究风格上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首先便是请进来，请来了大批外国法学名家，介绍国外法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中国法制，研究中国法制。